武汉三镇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纪录，过去三年分别获得中乙、中甲、中超冠军。图为2022年中超冠军颁奖典礼。（ic photo/图）

没人能想到，中超冠军会由两个退赛的球队决定。

2022年的最后两天，中超展开最后一轮角逐，武汉三镇与山东泰山同积75分，将争夺联赛冠军。2004年中超成立以来，这是第九次在末轮决出冠军。12月30日，两家球队的对手天津津门虎、北京国安相继发布弃赛公告，原因都与参赛人员不足有关。

随后，天津津门虎、北京国安均被判0:3告负，武汉三镇与山东泰山积分再次打平，但武汉三镇凭借净胜球优势，获得中超冠军。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意外，退赛左右了冠军归属，球员们第一时间竟然是在场下庆祝胜利的。

武汉三镇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纪录，过去三年分别获得中乙、中甲、中超冠军。

创纪录的光芒背后，伴随着一个难以为继的足球职业联赛，欠薪一词几乎贯穿过去三个赛季，充斥在大部分球员的日常里。为了联赛正常运转，中国足协甚至允许球队“先开赛，后还钱”。

为钱发愁的俱乐部，陆续解散或者退出职业联赛，其中不乏豪门球队。拿到2020年中超冠军一百多天后，江苏队便宣告解散。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，2020年至今，共有31支球队退出职业联赛，包括4支中超球队、8支中甲球队、19支中乙球队。

“两年就拿到四五个月的工资”

联赛最后一轮还没踢，中超河北队球员周旋已经离开赛区，提前进入假期，“也许是俱乐部为了省钱，有队友也回去了”。2022年12月30日，河北队迎来最后一场比赛，他看了一会儿直播，结果球队0:4不敌河南嵩山。

电话里，周旋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，“球队没有从前职业化，训练也不系统，把比赛踢完就行了。”

勉强完赛背后，河北队一直陷在欠薪的漩涡里。“两年就拿到了四五个月的工资。”周旋无奈，前几年踢球还能补贴家里，现在归队的机票钱，都是向父母要的，社保也从2021年9月断到现在。

周旋队友情况也不乐观，有队员需要借钱买高铁票回家，有队员的房子无法还供，即将面临法拍。球队工作人员须身兼多职，甚至要充当基地保安。队员们曾向管理层施压，“大家在群里要工资，总经理直接就退群了。”此外，多位河北队队员曾通过社交媒体讨薪。

周旋最后一次拿到工资，是2022年上半年，补的还是2021年的工资。遥遥无期的收入，不同程度影响了队员的竞技状态。过去一个赛季，河北队仅获得2场胜利，并最终以-3分的成绩，排名垫底，降级中甲。

足球比赛中，胜得三分，平则一分，负为零分。即使一场不胜，球队积分也应该为零。河北队-3分的成绩，源自中国足协的处罚。2022年下半年，因未在规定时间解决欠薪问题，足协共对河北队做出扣9分的处罚。河北队成为2022年唯一一支以负分结束赛季的球队。

2022年新赛季前夕，中国足协放宽中超、中甲和中乙三级联赛俱乐部准入门槛，允许球队“先开赛，后还钱”。

2022年4月3日，中国足协发布通知称，由于疫情、经济和投资人主业发展等多方面影响，部分存在欠薪事实的俱乐部，在提交欠薪解决方案后，可被中国足协有条件授予准入资格。

按照此前规定，新赛季开赛前，球队需提交教练员、球员、工作人员的工资确认表，每人签字确认，否则不予注册。

赛季开始后，足协将欠薪分成三个阶段责成俱乐部处理：2022年7月31日前解决30%，10月31日前解决70%，12月31日前全部解决。否则将给予俱乐部联赛罚分、降级或取消准入职业联赛资格的处罚。

2022年11月，足协两次发布公告，对未在规定时间完成清欠任务的9家俱乐部进行扣分处罚。其中，中超的武汉长江、河北队均未完成7月和10月的清欠目标，两度遭到处罚。

河北队的困境，是当下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缩影。“欠薪是客观事实，而且不是小面积，是大面积（欠薪）。”高安曾长期在中国足协任职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。

针对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欠薪事宜，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致电中国足协，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

为了规避处罚，俱乐部正想办法腾挪。吴昊曾在多家足球俱乐部担任总经理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，“有些球队今年发的工资，算成了补以往欠薪，相当于这个赛季没给球员发钱。”

欠薪之余，俱乐部会下调球员工资，以节约成本。沈林曾在一家中乙俱乐部担任总经理，2021年，他将球员收入划成2000元/月、5000元/月、10000元/月三个档位，球队一个月的工资支出是三十多万元。前几年，中乙球员月收入能有两三万元。

朱艺是德国转会市场网站（transfer market）的中国区管理员，网站负责记录全球各地区的转会情况。朱艺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中超球员总转会支出共计9051万欧元（约为人民币6.62亿元），2022年仅为1396万欧元（约为人民币1.02亿元），下降了84%。

朱艺介绍，从数据上分析，2022年的中超联赛有一个特点，老球员淘汰快，年轻球员上位早，很多19岁以下球员能踢上中超了。这个年龄段，通常意味着球员尚未进入当打之年，球队可以用更少的钱将他们留在赛场上。

即便球员工资缩水，欠薪问题依然是当下多家俱乐部面临的头等难题。2022年12月底，足协发布通知，要求各俱乐部按照规定，在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历史欠薪，并在2023年1月6日前提交还款凭证。

然而，多家俱乐部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，经足协口头通知，1月6日的期限延长到了1月31日。如果此次无法解决历史欠薪，并得到足协认可，球队或将面临降级或被取消准入资格的处罚。

球员维权难

普通公司员工存在一两个月欠薪时，可能会选择劳动仲裁的方式维权，抑或是止损，尽早离开公司。但在足球队员身上，欠薪往往长达一两年，维权亦存在多重困境。

如今，周旋已经不对拖欠的工资抱有想法，“很难要得回来”。此前，他的队友曾通过中国足协提起仲裁，这是球员们最常见的维权途径，但没能解决问题。

2021年，《足球报》曾发文解释足协仲裁委组织架构。中国足协仲裁委由10位法律界专业人士组成，全部来自足协以外的单位，属于兼职，唯一收入是完成裁决书后的几百元津贴。

足协仲裁的尴尬之处，是机构不具备法院的强制执行力。仲裁结果下来，球队需要把钱还给球员，要是球队没钱，仲裁委无法强制执行，或是拍卖球队资产。此外，一旦球队解散，不再是足协会员，便不在足协管辖范围内，无法进行仲裁。

2020年，马栋梁曾在一家中乙俱乐部踢球，离队后，俱乐部至今还拖欠他十几万元的工资。2022年7月，通过中国足协仲裁委提交材料后，他至今没有收到结果。“现在找了律师，准备走法律途径。”马栋梁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。

然而，法院并不一定会受理这类案件。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旭东，负责过多起球队工作人员与俱乐部之间的欠薪纠纷。

“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关系，有法院认为可以按照劳动关系进行处理，进入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，但也有法院不认可。”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他曾向南京地区的法院咨询，俱乐部与球员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,未得到明确回应。

转机出现在眼前，2023年1月1日起，经修订后的体育法正式实施，规定劳动争议不属于体育仲裁范围。

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蔡果撰文表示，（这意味着）球员、教练员薪资争议案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约束，最终管辖权属于法院，而非“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”或“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”等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构。

客观条件的束缚，也使得许多球员忍受着欠薪的痛苦。联赛踢到一半时，即使欠薪，球员们也难以迅速找到下家，去足协仲裁、到法院起诉，都意味着和球队闹翻，上场变得难以保证。对职业球员来说，场上数据是工资谈判的重要筹码。

此外，为了延续职业生涯，许多合同还没到期的球员，会选择放弃被拖欠的工资，换取一个“无薪资纠纷”证明，得到“自由身”，以便寻找下家。

周旋和河北队的合同尚在有效期内，但球队处境堪忧。2023年1月休假结束后，周旋计划去其他球队试训。

信息来源：中国足协官网、球队公告 资料整理：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（冯庆超/图）

俱乐部为何没钱了？

“几年前踢比赛，甚至会坐私人飞机。”周旋透露，“现在比赛一踢完，就得订回来的机票，因为住在基地可以省钱。”

河北队落寞前，曾是中超最舍得花钱的球队之一，大手笔引入过张呈栋、热尔维尼奥等球员。2021年，随着河北队母公司出现债务危机，投资巨大的足球板块，自然而然成为降本的重要一环。

与河北队一样，大部分陷入欠薪危机的俱乐部，都是大股东负债累累，无暇他顾，只能缩减投资。面对巨额投入，俱乐部收入微薄，一旦母公司不再输血，收支差异便会愈来愈大。

此外，过去几年的调节费等政策，加剧了俱乐部债务问题，又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。

杜迎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，出于热爱，投了一支球队，一步步从中乙踢进了中超。六七年前，球队成立起来没多久，有股东因为投资太大，看不见底，决定撤出，给了杜迎很大压力。无奈之下，他卖掉一线城市的房子，扛了下去。

球队成绩好起来，冲进了中甲，有股东因同样原因退出，杜迎又卖掉了盈利较好的一家公司，换取现金流。“俱乐部的核心还是企业属性。”杜迎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，对足球俱乐部来说，就是逐步实现盈亏平衡。

过去三个赛季，受到疫情影响，大部分都是空场比赛，没有观众，抑或是开放少量观众观赛，门票收入大打折扣。

高安分析，如果要称为职业联赛，就必须满足三个特征：一是赛事常态化，比赛时间相对稳定；二是主客场制度；三是升降级制。当下最明显是主客场制度被破坏了，对门票收入、赞助商等会带来系列影响。

对足球俱乐部来说，门票收入之外，还有转播收入、赞助收入、商品销售收入等。

曼联公布的2021年财报显示，俱乐部最高收入为转播收入，达8640万英镑；其次是比赛日收入（门票等）3460万英镑，第三是商业收入（赞助、商品销售等）为2920万英镑。

2022年，杜迎曾与联赛管理运营机构负责人沟通，对方坦言，中超联赛关注度下降，广告投放就会变少，招商变得困难，接下来球队分红的情况不太乐观。

对于关注度更低的中甲、中乙联赛来说，鲜有收入，投资人几乎是纯投入。沈林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2022年管理的一家中乙俱乐部，一年的预算控制在1000万元之内，工资占了大头。俱乐部老板把训练基地对外出租，承包比赛，提供住宿，覆盖了部分支出。

国企能否接盘？

对于债务沉重、积重难返的俱乐部来说，首先是活下来，其次才是造血。为了存活，各家俱乐部抛出来的措施便是股改。

一般来说，股改多用于国有企业，主要是引入社会资本，完善治理结构，增强国企活力与竞争力。但足球俱乐部股改是反过来的，国企从社会资本方手里接下股权。

2015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中，就提到优化股权结构，实施政府、企业、个人多元投资。八年过去了，民营企业和个人对足球投资兴趣锐减，与政府关系更为紧密的国企，成了更合适的接手方。

2022年，参加中超联赛的18家俱乐部里，9家有国企股东的身影。

多位足球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，足球俱乐部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，面对债务危机时，当地政府往往不愿其解散，尤其是中超俱乐部。在股改问题上，地方政府通常是主要推动力。

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，2022年12月28日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通知，要求深圳队在下赛季中超联赛准入前，落实各项债务重组工作，与债权人坦诚沟通俱乐部债务规划。

还没投入，就要先帮俱乐部还掉巨额债务，这是多个中超俱乐部股改时面临的最大难题。吴昊介绍，2022年南方一家国企与当地中超俱乐部一直在协商接手事宜，该俱乐部报的债务是3个多亿，但国企尽调之后发现，实际债务更高，迟迟没能谈下来。

贵州一家国企的董事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，国企要接手足球俱乐部，会把债务和资产清算好，不是所有债务都一股脑接下来，不然涉及国有资产流失，“像招投标、采购等，如果掺杂人为因素，或出现过度偏离市场价格等情况，要报告相关部门，国企也不能承担这部分。”

“如果是一场涉及升降级的关键战，对手赛前临时开出了500万元赢球奖，假设我们球队大股东是国企，要不要跟？如果也打算开500万元奖金，赛前能不能批下来这笔钱？”结合从业十几年的经历，吴昊并不认可国企高价接盘足球俱乐部的模式，“不如让它们解散，重新打造一支球队，成本更低。”　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周旋、高安、吴昊、沈林、杜迎为化名。）

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