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 岁的年轻人，7 岁踢球，9 岁入选中超俱乐部梯队，长大后要做什么？只想过踢球。

他没怎么考虑就加入了关于青训体制的试验。没预料到，新的变革要更多耗材。他要面对的不只是训练，还有时间、语言、人的交往以及不可预知的命运。

“踢不上比赛，没办法竞争。”李思捷轻轻带过自己的退役理由。

思捷是万达“中国足球希望之星”计划第四批留洋青训球员，刚好卡在培养模式变化的那批。2015 年，万达收购了马德里竞技俱乐部 20% 的股份，所有入选球员都要在马竞先训练三年。他之前的三批，按照原有计划分散到各家俱乐部，有些住在寄宿家庭，拥有异国的“家人”。

得到入选通知时，思捷在各个网站兴奋地搜索自己的名字。他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靠家庭的力量，他不可能去西班牙训练，负担不起。

父母很小心，送这么小的孩子去欧洲，要仔细地调查。认识的人去问认识的人，更早去了西班牙的留洋球员怎么样了？了解到的信息有限，但也不至于打退堂鼓。项目合作的俱乐部是马德里竞技、比利亚雷亚尔、瓦伦西亚，全是被中国球迷喜爱或熟悉的球队，国内负责的是万达，王健林在央视上谈足球青训培养的重要性。

转机出现在第一份合同结束后。“希望之星”的合同时长由 3+3 两部分组成，第一个三年结束，球员接受考评再签订下一阶段的合同。思捷走到第二个阶段，得到加入皇家社会俱乐部梯队的机会。

向北去圣塞瓦斯蒂安。这座以电影节和米其林餐厅出名的海边小城里走出过阿隆索，也走出过格列兹曼。摄影胶片和鹅颈藤壶无法让思捷产生幻想，但回到皇社做青训教练、偶然见到一次的阿隆索可以。

分散培养模式恢复了。思捷得到和当地梯队混合训练的机会，西班牙语突飞猛进，踢球的水平也是，他成了中国青训球员的代表。2019 年底，第二阶段也快结束了。他即将成年，可以办理参赛证踢上正式比赛。过去六年他踢的所有比赛，其实都不是西班牙足协举办的正式比赛，他是拿着学签的外籍未成年人，不能注册成球员。

皇家社会给了他第一份职业球员合同，每个月工资有一、两千欧元。等他满 18 岁就可以生效，爸爸订了飞西班牙的机票，准备作为监护人签字。

如果故事就此停止，它将是一个非常“希望之星”的故事。思捷会被国内的球迷持续关注，记录他每次上场的数据，想听到他又赢了。

新冠疫情来了。

联赛停了，万达把散落在三家俱乐部的青训球员召回到一家酒店。训练不敢停，教练在走廊里放了水桶，不能聚集碰面，所有人轮流出去拎着水桶做力量训练。他们有个休息室，早上是未成年球员学习的地方，到了下午，球员戴着口罩在里面练习脚下频率。一个多月后，西班牙隔离政策稍稍放宽，他们终于能离开房间。酒店门口的柏油公路上，一串人保持着“健康安全”的距离，练习长跑、折返跑。

体能达到了他近些年的巅峰。另一方面，他的球感变差了，得回皇社抓紧训练。

他没收到重签合同的消息。俱乐部受疫情影响收入大幅减少，和万达的合作关系到期，不打算为中国人占用非欧盟球员名额。

他马上成年，和万达的合同就要到期了。思捷还想做职业球员，试着去万达拥有的大连人俱乐部试训。跟着大连人梯队训练了一个多月，他看不到进入一线队的希望，又想回西班牙。2021 年、2022 年，由于签证问题，他没有比赛踢，只能找两支西乙B 的球队，做些日常训练保持状态。

一边训练，一边申请工作居留签证。西班牙警察局处理外国人签证极慢，疫情期间堆积了大量申请材料，办理居留的每个步骤都得靠运气抢预约。等他终于拿到证件，大半年过去了，他彻底没了状态，伤病导致水平下滑，退役是不得不做的选择。

西班牙训练的前三年，思捷早上训练，下午上学。万达给他们安排过企业管理学的课，他十三岁时不知为什么要学。到了现在，这依然是一门他用不上的学科。

一条钻石形状的高速公路 M-30 绕着马德里，它分割出这座城市的核心与外围，像五环区分两种“北京”。格尔尼卡、堂吉诃德雕像、西班牙皇宫以及伯纳乌体育场都被包裹在环线之内，它们联结、呼应，代表最为人熟知的西班牙。思捷在马德里呆了三年，记得清每次踏入 M-30 公路范围时的心情，因为激动，也因为次数稀少——前三年，他几乎不能离开马竞基地所在的 Alcobedas 区域。

他们住的宿舍楼和教学楼紧紧挨着。有禁令，非特殊情况不能自由出入。十几岁的青少年们，封闭在不能外出的环境里，荷尔蒙被圈禁在两栋小小的楼里。

除了“希望之星”的球员，基地也有其他国家的青少年。校方竭力避免冲突发生，留洋球员们集中在三个教室里上课。但文化冲突和隔阂无法消弭。狭窄的走廊上，有人故意用种族歧视的话语挑衅他们。一百多个中国青训球员呼啦啦地围上来，靠暴力解决问题。等到被老师找到时，种族歧视者鼻青脸肿，校方、马竞、万达、家长，各方代表被迫坐到一起。

就算打群架，也不能完全信任队友。

从选拔开始，他们就要竞争。后卫和后卫、前锋和前锋，争夺同个位置的人本能地做不了好友。每个人都想为年中考评多加一点分数，一点差异，也许就能换来更多关注。

小团体以另一种方式出现。一起训练过的人，来自一个地方的人，年龄相同的人，无意识地聚合、抱团。最大十六、七岁，最小十岁的青少年，欺侮和群架都常出现。

年龄是一种特权。满十六岁就有申请外出的机会，还能带着更小的球员一起出去。为了离开一次学校，请吃饭、充值游戏是最常见的讨好办法。楼里的生活无聊，能够称为消遣的只有台球、乒乓球、桌面足球，唯一的 PS4 是奢侈品，年长的人有优先玩游戏的权利。

手机是违禁品，也是惩治的办法。最初晚上十点后禁止玩手机，后来干脆不允许手机出现。学校修了个专门放置手机的柜子，没贴着星星的柜子就意味着手机交上去了。许多人准备了两个手机，一个专供没收，一个藏在宿舍的任何角落。有个球员手机被没收了，自那之后，他每天晚上站在有手机的朋友身边，对方打王者荣耀他指挥，对方刷短视频，刷到什么他看什么。

惩治一群青春期少年的另一个办法是罚款。房间脏乱罚五欧，偷买零食罚十欧，极端时，罚款会变成五十欧，接近人民币四百块。没人知道，计划用做公共活动资金的罚款，最后流向哪里。

两人一间的寝室里本来还有一台电视，最初可以正常收看，但它停留在成人色情频道的时间过长。第二年，电视就都被锁上了。

西班牙人不想如此严格，规定不是他们提出的。

一个参与过“希望之星”项目的球员说，年龄小、长相清秀、肤色白皙的男孩会遭到年长球员的“骚扰”。密闭的罐头环境下，身体接触越过了边界，给受害人留下心理问题。

宿舍被形容成“监狱”。严格的封闭让所有人心理状况变糟。马竞派来的心理医生成了摆件，每天说中文的环境，语言水平无法让他们和医生沟通。就算是表达稍好的人，也不敢去找心理医生，这相当于对群体宣告软弱。

场下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带到场上。不配合传球是最轻微的报复，更危险的是蓄意地身体对抗。

有很多不想继续的人，真正放弃的不多。父母拦住想离开的青训球员。这是最大、最专业的项目，你怎么能放弃？

球员和家长大多觉得海外训练更好。国内的培养方法不够科学先进、梯队和一线队的衔接割裂，青训教练水平良莠不齐，海外俱乐部的青训体系经历了数十年的搭建，有完整成熟的模式，这些问题都少见。

向足球水平更发达的地方学习，是想象中能走通的路，日本、韩国都曾从青训留洋中获利。

“希望之星”计划出现前，健力宝也提供了一个不糟的先例。送到巴西圣保罗的健力宝青年队，有十个人入选国家队，里面有李金羽、李铁、李玮锋这些名字。

即使无法通过留洋计划成为职业球员，许多人也从留洋中得益。他们学习另一门语言、看到更专业的青训体系、了解海外的足球。他们回报了中国足球，以翻译、教练、管理者的方式。

用 3 年 5 个亿投资中国足球，王健林相信青训是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。30 年前，他的大连万达得到过本土青训的助益——55 场不败夺得甲A冠军，班底大半出自大连青训。

于是万达“中国足球希望之星”计划开始了，目的地选在了西班牙。2008 年、2010 年，西班牙先后拿到了欧洲杯、世界杯。选最厉害的国家，把孩子们送到那去。

第一期报名开始时，万达官网上的报名表下载数量超过 13000 次。成都万达广场，有从云南赶过来的家长咨询问题。所有具备足球青训传统的城市都在名单上。上海的范志毅、天津的于根伟、大连的张恩华，与城市有深厚联系的球员成为选秀大使，他们的出现，让球员和家长的信心又添了一层。

万达足球负责人石雪清在项目开始前解释过为什么选择西班牙，和万达合作的第一批俱乐部马德里竞技、比利亚雷亚尔、瓦伦西亚是前一年欧洲联赛的前三名；西班牙的足球发达；欧洲国家的训练更成体系，因此没有选择巴西。

十二年后，一个关心中超联赛的观众，也许知道王振澳和陶强龙出自“希望之星”计划。如果他关心替补球员和低级别联赛，那么或许知道黄家辉现在效力天津津门虎，吕焯毅、赵健博曾为大连人出场，现在在中甲球队踢球。

有个中超球员曾和“希望之星”球员一起训练。他比他们年长十几岁，距离退役没多久了。但那些二十来岁的孩子比他更早离开球队。球队为留洋归来的球员布置了新的战术，提供了高昂的薪资，像他这样的老将为新人让出位置。几轮比赛踢过去，球队成绩不佳，他必须得回来，球队需要他。

一位熟悉大连人俱乐部青训的工作人员告诉《在场外》，“希望之星”计划中还在踢球的球员可以分为三种。第一种，和万达的合同结束后坚持留在欧洲，哪怕低级别的联赛。第二种，回国后转会，进入到其他中超级别的俱乐部。第三种，回到大连人的青训梯队里。大连人解散后，他们辗转在国内各级别联赛，中甲、中乙、中冠的球队都有人在。

有个执教青少年的教练去过一趟西班牙，观察这些“希望之星”球员。他们有些是国少队的常客，按照轨迹也许会升入国青队，更顺利的话，会是国家队。六年后，他不觉得留洋青训的项目有错，“只是一厢情愿的培养方式并不合适，我们硬是组织一些小孩去那边训练，成才的风险会更大”，“选拔过去的青少年球员得到欧洲俱乐部的认可才更有意义”。投入大量资金，最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成材，这不合理。

归国的球员听到同一种声音，“这批孩子算是废了，他们有技术，但是根本不会踢比赛。”思捷说，“我们做了很多次模拟考试，但没真的上场高考过啊。”

拿着学签的留洋球员们，他们踢训练赛、邀请赛、杯赛，万达试图增加他们的比赛场次，但身份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始终无法加入真正的西班牙青年联赛体系。

作为“希望之星”计划成功的代表，2018 年，王振澳和万达打过一场官司。丹麦瓦埃勒俱乐部准备和王振澳签署职业合同，要王振澳所属的北京万达俱乐部出具文件注册球员。万达认定王振澳在所属权上违约，要求赔偿 2002 万。

“希望之星”培养出的球员，职业履历的第一家转出俱乐部都是北京万达。进入选拔时，双方签订了《培训协议书》，规定球员年满 18 岁后，注册所有权和处置权都归万达俱乐部所有，如需转会必须经过该俱乐部同意。

母队对球员收取很低的培养费用，签下合同，通过球员成年转会后分成获利，这是欧洲青训系统运转的方式。万达用大量资金免费培养，是相当极端的情况。中国足球转会市场，“希望之星”的球员成年后，很难产生足够的价值让万达收回成本。金元足球的泡沫消退后，情况变得更糟。

2017 年 6 月，北京万达第一次启动青训球员职业化，第一批年满 18 岁的球员即将签订职业合同。根据万达起诉的说法，王振澳父子从此时开始失联，直到 11 月瓦埃勒俱乐部发来邮件。

球员的说法相反。万达没怎么联系过他，很长时间没球踢，丹麦的俱乐部是他自己找上门的。他和父亲没收到过万达的通知，俱乐部方面有他们所有联系方式，不明白为什么被说失联。

王振澳和父亲 2012 年签了第一份合同，时间为三年，之后的培训合同一年一签，2016 年签约最后一次，截止日期到 2017 年。父亲签字时，只签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，他们没注意到关于注册所有权和处理权的相关条款。

2002 万的巨额天价赔偿不符合国际足联规定的青训培养补偿标准，但俱乐部的所有权合同卡住球员签约。直到 2020 年，王振澳转会至大连人俱乐部，这桩案件终于消失。

这不是所有权矛盾第一次出现，计划开始时它就是最敏感的问题，有人因此放弃去西班牙训练。进入选拔的球员大多在地方足协注册，本地俱乐部培养他们到了 10-12 岁，已经投入了资金。

石雪清说“所有选出国的球员的所有权都归中国足球，我们做的是公益事业，三五年之后的事情还没想过。”漂亮回应的背后，是万达补偿了原俱乐部 5 万元培养费用，承诺球员 18 岁后如能产生转会费用，还会补偿原俱乐部 50 万。

50 万是早早预估出的球员身价，万达相信“希望之星”球员能带来回报，不认为所有投入都是把钱投进水里。

熟悉项目的人告诉《在场外》， 17-19 岁回到中国的“希望之星”球员，不是所有人都不能踢职业联赛。这些人的合同由北京万达俱乐部掌握，决定他们的职业轨迹。

身处转会市场的球员意识到免费项目的代价，它在几年后，延迟展示了得到它要付出什么。

愿景破灭了。2014 年，王健林去西班牙看了这些孩子，他希望里面有进入世界一流俱乐部的“明日之星”。3 月 24 日的《新闻直播间》报道了这条消息，标题是“万达输送精英球员到海外培训的模式，解决了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难题”。